[18]由联邦议会和联邦参议院所组成的联邦化委员会[Frderalismuskommission]也尝试接受这样的表达，但是最后此种努力并没有成功进入到具体的草案之中。
调查权的目的是查明事实真相或者辅助立法，监督的目的是督促各机关遵守宪法和执行法律的情况。[⑧] 唐晓：《论美国国会的调查权》，载《外交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
结语：启示与建议 我国现有法律对人大调查委员会的相关程序已经做出了一些规定，但尚不够系统。3.评估法院判决结果但不代替裁判。[①] 参见郑贤君：《国会调查权：一项独立的准司法权力》，载《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监督权与调查权的区别如下：一是监督的目的与调查权不同。第二，法院协助国会调查委员会开展调查，强制证人作证、提交物品和文件。
进入专题： 调查权 直接民主 独立权能 监督权 审判独立 。该条款既未排除全国人大的调查权，亦未阻却全国人大对法院进行监督。（一）抽象审查性解释的请求主体 1、全国人大代表或代表团 《专家建议稿》第9条〔抽象审查性解释的请求主体〕规定，不仅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有权提出宪法解释，而且60人以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或者一个代表团，也可以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书面提出进行审查的要求，笔者对此基本表示赞同。
《立法法》第46条遗漏了一个代表团或者三十名以上的代表联名作为提出法律解释的主体，可能是一个疏忽（将来应对其作出补充性修正）。笔者认为，法院的司法性决定了它的工作只能涉及具体审查性问题，因此第10条是可以成立的，如第10条第1款应该是指某一个地方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认为所适用的法律同宪法相抵触，提请最高人民法院后，最高人民法院随即决定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解释宪法的要求，这种提起权是发生在案件审理过程中的，是裁定中止诉讼程序后提请的。因此，在法律执行过程中遇到需要作法律解释的主体可能是执行法律并在执行中发生纠纷的机关，如果需要作出法律解释，它们应当先向其上级机关提出，上级机关能答复解决的，则无需提出立法解释要求。在此我们应高度重视城市文明对国家宪政建设的引领作用，大城市拥有较高的科学技术和文化水准，社会分工细致，专业化程度较高，人才集中，信息发达，思想开放，不仅在当地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且在政治、文化各方面都走在时代的前列，这是应当充分利用和开发的资源。
如果赋予较大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宪法解释的提起权，那么是一个市的人大或常委会就可以提出宪法解释还是几个市的人大或常委会联合才能提出宪法解释？按《专家建议稿》的设计，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大常委会提出宪法解释时没有数量的限制（即1个省也可以提出），那么较大市的人大或常委会是否应当有一定数量（如2或3个）的要求？即当一个市出现了对某个宪法条文进行解释的需要时，还不能提出宪法解释的要求，只有当2或3个以上的地方（如沿海的几个较大市或北方的几个较大市）都出现了对同一宪法条文的解释需求，即某个问题具有一定代表性时，才能启动宪法解释的请求权。既然一个代表团或者三十名以上的代表有权联名提出法律案，那么他们也应该有权提出法律解释案，法律解释的位阶最多与基本法律平行，不可能比基本法律更高（第13条位于第二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立法程序之中，因此该条所规定的法律应为全国人大制定的基本法律）。
《专家建议稿》第11条还规定：任何人认为自己的基本权利受到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侵害，穷尽所有的法律途径仍得不到救济时，可以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解释宪法的请求。这里的问题是，《专家建议稿》的第9条第1款和第10条都涉及最高法院的提请权，前者属于抽象审查性解释请求，后者属于具体审查性解释请求。为什么法律解释不需要提出解释内容？第一，提出解释要求是因为提出者不清楚法律规定的含义，所以才要求解释，如果提出解释要求的机关能够提出具体的解释内容，说明提出者对法律的含义是清楚的，也就无需要求解释了。首先可以由省一级领导机关主持调解解决，调解不成，也可以由法院判决。
一、《立法法》和《专家建议稿》共同规定的提起人 《立法法》第46条和《专家建议稿》第7条、第9条第1款共同规定的解释提起人包括国务院、中央军委、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和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大常委会。当然给省级人大宪法解释的提起权，也是在加强联邦制色彩，但如果目前既给省市级人大、又给省市级政府宪法解释的提起权，在加强联邦制色彩方面是否步子太大了？而且鉴于我国人大弱势、政府强势的现状，同时给二者这一权力可能导致省市政府成为地方利益的代表而排挤省市人大。《立法法》规定这些国家机关拥有法律解释提出权的理由是：第一，只有在法律执行中遇到的问题，才可以提出解释要求，不是法律执行中遇到的问题，如研究中或普法中遇到的问题，可以采取讨论或法律询问的方式解决，不需要采用立法解释的方式解决。韩大元：《宪法解释程序法的意义、思路与框架》，《浙江社会科学》2009年第9期。
第10条第2款规定当事人也只能向人民法院书面提出、人民法院（或法官）再提请最高人民法院，由最高人民法院决定是否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解释宪法的要求。这比《立法法》第46条规定的法律解释的提起人明显要宽泛，如果能够被立法所吸纳，将是我国宪法实施制度的一大进步。
四是一审检察院直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请求（一审检察院——全国人大常委会）。[2] 张春生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释义》，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37页。
[19] 张先明：《全国人大常委会在民法领域首次作出立法解释》，《人民法院报》2014-11-02第四版。之后《地方组织法》1986年增加了较大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为地方性法规的制定主体，2000年出台的《立法法》进一步对较大的市的地方立法权的权限、立法事项、批准、公布、效力、备案等相关事项作出了较为系统的规定。因此，所谓最高法院（以及最高检察院）的抽象审查性解释请求其实是不存在或不应该存在的（存在也是不合理的），也就是说，《专家建议稿》第9条规定的抽象审查性解释的请求主体不应包括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而只应是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和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以及60人以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或者两个代表团。二是一审检察院向同级法院提出请求，由同级法院直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请求（一审检察院——一审法院——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有利于克服立法解释的部门倾向，避免使立法解释成为一些部门扩大自己权力和谋取不正当利益的工具。这实际上设置了地方法院的请求要经过最高法院审核的程序，如果最高法院认为不必提出宪法解释（如可以通过司法解释等途径解决），就无需再启动提起宪法解释的程序。
这两条实际上将最高法院的请求权分成了两类，一是抽象审查性解释的请求，第9条很明确最高法院是众多抽象审查性解释的请求主体之一。其中穷尽所有的法律途径仍得不到救济也是一种过滤性程序，可见在具体审查性解释和宪法诉愿中，最初要求解释的组织或个人都应当先寻求其他能够解决问题的途径，不论法律解释还是宪法解释，都是如此。
笔者认为，《立法法》规定的法律解释提起人都应是宪法解释的提起人，在现行体制下，专门委员会的提起权还是应当保留的，但应有所变通：既然对法律解释各专门委员会均有权提出，那么，宪法的根本法地位使宪法解释的提起应当更严格，应限于各专门委员会中的法律委员会提出，最好是成立宪法委员会，由宪法委员会提出。二是具体审查性解释的请求，最高法院在此是唯一的解释请求主体，如《专家建议稿》第10条第1款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法院、专门人民法院（或法官）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只能提请最高人民法院，由最高人民法院决定是否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解释宪法的要求。
德国的阿登纳政府曾于1951年提请联邦宪法法院取缔社会帝国党，等等。[17]因而由司法解决是最节省成本、最有效益的（立法机关在及时性上远不如审判机关）。
但这并不意味着宪法解释的程序应当完全照搬法律解释的程序，四中全会《决定》提出要健全宪法解释程序机制以及《专家建议稿》对宪法解释程序的探索都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注释: [1] 韩大元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解释程序法（专家建议稿）》及其说明，中国宪政网，2014-10-29。如果将来通过修宪将国家主席改为实权制，国家主席可能将领导国务院的工作，那时国家主席认为有必要解释宪法的话，可以通过国务院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起，不必自己直接提起，因此即使是实权的国家主席也不必有宪法解释的提起权。[16] 《专家建议稿》特别突出了最高法院的宪法解释提起权，与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最高检察院以及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大常务会相比，只有它既有抽象审查性解释的请求权，又有具体审查性解释的请求权，而其他机关只有抽象审查性解释的请求权。
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解释如果有原则性的分歧，报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解释或决定。问题是，如果我们最终要确立的是司法机关解释制，[22]那么《专家建议稿》第10条第1款设计的这种模式就有一种铺垫功能，在这个过渡模式中可以逐步培养最高法院对宪法解释的熟悉度和能力，而不是让最高法院远离宪法解释（地方法院、专门法院在案件审理过程中绕开最高法院直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起解释请求），从这个意义上说《专家建议稿》第10条第1款设计的模式可能是一个具有长远意义的选择。
如果只给省市人大宪法解释的提起权，将使省市政府只能通过当地人大向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宪法解释请求，这对于加强地方人大作用是有利的。笔者认为，《专家建议稿》既然规定在具体审查性解释的请求主体中，当事人有向在审法院提起宪法解释的请求权，刑事诉讼的当事人包括被害人、自诉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和被告人，如果他们都有提起宪法解释的请求权，那么检察院当然也应该有提起宪法解释的请求权。
3、检察机关 《专家建议稿》在规定具体审查性解释的请求时，只规定了最高法院有此提起权，未提及最高检察院。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大常委会严格说也没有上级机关，即使有也应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因此它们也不存在先向其上级机关提出的问题。
鉴于《立法法》第46条规定法律解释的提起人包括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并没有区分两高的提起权有何差别，在实践中又已有最高检察院直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法律解释的先例，[23]并且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最高检察院与最高法院都有对具体适用法律问题的司法解释权，[24]因此按照现行制度推论，应该采用上述模式中的第三种，即一审检察院向最高检察院请求宪法解释后，由最高检察院决定是否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宪法解释，这是与目前体制较为衔接、也较为稳妥的模式。如果我国存在宪法解释制度，当地法院和人大常委会都可以对此提起宪法解释，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或独立的宪法委员会对宪法第40条作出解释，不宜由全国人大法工委以交换意见的形式在事实上行使宪法解释权（事实上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也曾一再强调法工委的意见只供参考）。这类案件在实际上是较少的，当然最高法院很少有、不等于没有、也不排除以后会越来越多地有一审或终审案件的审判，因此这一款的规定是很必要的。[21]二是《专家建议稿》第10条第1款设计的模式，即在具体审查性解释的请求主体中，地方各级法院、专门法院（或法官）只有宪法解释的初步提请权（类似于建议权），是否被采纳取决于最高法院的决定。
[16] 如果最高法院不是因案件审理中的宪法或法律问题，而是因工作或待遇等问题与其它国家机关发生纠纷，可以通过行政诉讼等途径解决，无须提起违宪审查和宪法解释的请求。所以，议案不仅要有理由、依据，还要有具体内容，否则，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就无法进行审议，也无法交付表决。
凡属于检察院检察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由最高人民检察院进行解释。[19] 2、地方各级法院 地方各级法院每年审理大量案件，这些案件大部分可以依据法律直接判决，少量的可能会涉及法律解释，极少数的可能需要提起宪法解释。
除此之外，也不能排除国务院、中央军委、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和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大常委会本身就是发生纠纷的机关，此时他们如果认为必要当然也有释法的提出权。当然二者也有明显不同，有关具体内容及其分析，笔者将另外撰文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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